太多的人生问题,是因为我们想要逃离

1971年,乔·卡巴金刚从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萨尔瓦多,卢瑞亚( Salvador Luria)手中接过博士学位,到麻省医院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他本该在麻省医院的实验室折腾各种瓶瓶罐罐里的试剂,安心做他的科学家,可是他不愿意。他是印度裔美国人,虽然在美国接受了最好的科学教育,可根还在佛教的故乡。他既不想做一个科学家,也不想做个修理身体的传统医生,他想追随佛陀的脚步,做一个改变人身体和心灵的疗愈者( Healer)。他相信,疾病的治愈,从来都不该脱离对生活的领悟和修炼。

1979年，35岁的卡巴金

卡巴金想做的,是一种参与式的医学。他认为,疾病的治疗可以由医生主导,身心的疗愈却无法假他人之手,必须通过治疗者自身的全情投入来实现。所以他邀请接受正念减压的受训者通过正念练习,来学习对自己经验的开放和觉察,学习如何与自己的压力和痛苦和睦相处。他认为,这种觉察虽然并不能直接改变压力和痛苦,但是会改变病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关系的改变会带来体验的改变,并最终改变病人的人生。卡巴金自己的参禅经验让他对这种改变深信不疑,于是从1979年开始,他和几个同事在麻省医院的地下室,开始试验性地教导病人正念的练习。

卡巴金和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们

今天,医学界已经普遍承认病人的疾病常常是心理、生理、社会因素多层次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典型的医生眼中只有病人生病的躯体,还没有完整的病人。在这样的年代,用“正念这样带有东方宗教神秘意味的理念和方法来治疗病人,很容易会被看作离经叛道和不务正业。

我相信,卡巴金一定度过了很长一段纠结的日子。从他和同事在麻省医院的地下室接待第一批病人开始,这种质疑的声音就从未停过。好在他所接受的科学训练,很快变成了一种优势。他开始用严格设计的科学方法来记录病人的变化。他深知,要被西方主流思想接受,正念疗法必须和现代社会最大的“宗教”一科学挂上钩。他开始为佛教和科学搭建桥梁。

卡巴金在麻省医院地下室接待的第一批病人,都有很严重的身体疾病:皮肤病、心脏病、慢性疼痛甚至癌症。卡巴金从未试图给病人虚幻的希望。他只是教他们,怎么和疾病、疼痛相处,怎么在过去和未来的间隙,投入当下,怎么把从练习中获得的态度和体验,融入生活。第一批病人走了,他们很快带来了第二批病人;第二批病人走了,又很快带来了更多的病人。接着,有精神问题的病人来了,想体验这种方法的医生来了,想一探究竟的科学家来了,想把这种方法传播出去的教学者也来了。卡巴金和他的同事,就这样默默地接待他们。最初10年,他们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卡巴金知道欲速则不达,就像耐心播种的老农。他最知道慢就是快的道理。

这样的工作,持续了30多年,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回过头来,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些种子的意义。今天,正念减压(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已经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和正统。美国已有520多个从事正念减压的培训机构,全球已有740个培训机构。无数人接受了正念培训。一些人的人生由此发生了重要变化。

卡巴金充满关爱地安慰每一位病人

在科学界,正念已经成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健康和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美国财政每年拨款数千万美元资助与正念冥想有关的科研项目。《情绪》( Emotion)、《社会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等著名学术期刊多次推专刊介绍正念冥想的作用及其神经机制。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正念冥想有助于治疗慢性疼痛、焦虑、皮肤病、抑郁症复发、失眠、物质滥用、酒精依赖、饮食障碍、心脏疾病和癌症等心身疾病。

在文化界,正念同样逐渐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2014年2月,《时代周刊》(Tme)发表了以“ The Mindful Revolution”为题的封面故事,介绍了正念培训在硅谷工程师和高管中的流行。而每年的正念大会“智慧2.0”时代,都会有像推特、 Instagram和脸谱这类公司的总裁来分享自己修行正念的心得。正念开始变得时髦。

卡巴金代表了一批受过科学训练又有禅修经验的科学家。他们默默耕耘,把一个处在学术边缘、带点神秘主义的概念,带到了科学和文化中心。这其中也包括神经学家理查德·戴维森( Richard J. Davidson)最近他编写的《大脑的情绪生活》( The Emotional Life of Your Brain

刚在我国出版。书中花大篇幅介绍了禅修的脑机制。理查德·戴维森对禅修的理解是:“当我们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新经验时，以往用于自动反应的神经联结被暂时阻断了,而新的大脑突触联结得以产生和加强。正念利用大脑的可塑性,对心灵的习惯重新进行了训练，在大脑中开辟了一些新的神经通路。”

很多人对正念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接受的转变,这其中包括卡巴金的导师萨尔瓦多·卢瑞亚。他曾经对弟子从事的事业颇有疑虑,但他年老时患上了癌症,开始在病榻上跟卡巴金学习正念之道。

卡巴金在中国

 2013年,当卡巴金教授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已是誉满全球的正念导师和科学家。他倡导的正念减压方法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他来到中国这个禅的故乡,向现代中国人教授禅的传统。他讲授书法“道”和“念”的含义。他说,“道”是一条通往觉悟的崎岖山路，而“念”是把心安驻在此刻。他用英语背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然而旁边的中国翻译却茫然失措,因为他并不知道这首诗。他说正念的要义,是让一切自然地展开。而眼前这展开的一切,恐怕也不是30多年前,麻省医院地下室那个默默耕耘的卡巴金所能预料的。

卡巴金和我们的老师童慧琦

 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作者,会说“我觉得鸡蛋好吃,并不需要去知道下它的鸡什么样”。但正念不是。根据佛教的传统,你能向别人传授的,不是道听途说的知识,而是你自己所悟到的道。在正念里,作者和他的作品应该是一体的。卡巴金老师本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关于专注、信任、坚持自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正念故事。

2013年,我刚博士毕业,一边在大学当心理咨询师,一边在佛学院教心理学。佛法和心理咨询有相似之处,都在帮助人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解脱。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代,“佛法”都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沦为虚无缥缈的清谈、封建迷信的土壤、招摇撞骗的工具、炫耀显摆的资本或者自欺欺人的迷药。为了更好地渡人自渡,佛教可以从现代心理学中借鉴一些东西,而心理学,更是可以从佛教思想和修炼方法中汲取养分。我期待佛教和心理学会在某处相遇,就像我的两位老友相聚。

然后我读到了卡巴金老师的《正念:此刻是一枝花》。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既像聆听一位智者的布道,也像和一位久别重逢的朋友谈心。虽然卡巴金是一个美国人,但你不会觉得有任何陌生和隔阂。我猜这种亲近感是因为《正念:此刻是一枝花》里有一种精神,清静平和,有思想却没优越感,有情怀又不矫情,脚踏实地又立意高远,一切都恰到好处。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佛教和心理学相遇的地方。正念,就在此地。

现在,你也与这本书相遇了。佛说,这是因缘。你驻足在此,你翻开此页,总有你的理由。也许你遇到了压力、困扰,正如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也许你想找的让内心平静的方法,每个人内心都有所期盼。

正念是这样一种方法,但又不是。虽然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正念的诸多功效,但正念本身并不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工具。正念练习的,是“无用之用”,“不作为的作为”,是你在这里,体验自己在这里。正念不关乎目的,只关乎存在。

有什么比存在更美妙而重要的事呢?

正如卡巴金老师所说

正念所倡导的人生态度,是专注、接纳、信任和耐心,是体验生命本身的富足和美好。这种简单的人生态度,正是我们这个日益复杂和功利的时代的稀缺品。

太多的人生问题,是因为我们想要逃离。逃离的企图,有时被隐藏在积极改变、努力上进的后面。我们经常忘记,当我们说憧憬未来的时候,其实是说现在不够好;当我们说改变自己的时候,其实是说自己不够好。而现在的自己,正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成功学或者心灵鸡汤,有时候佛教或者心理学,都可能成为我们为逃离生活而制造的幻象的一部分,让我们相信真正的生活在远方,从而与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自己越行越远了。

在这苦乐交融的人生中,怎么珍惜当下,怎么删繁就简,怎么与自己相处,怎么投入地生活,正念说的,其实是我们生来就懂却逐渐忘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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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整理编辑 | 鹭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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