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械斗：明清时期，福建各家族的生存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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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的先民绝大多数是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数次大规模入闽的北方汉民。由于福建山多地少的地理环境，自宋代后，“地狭人稀”的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到了明清时期尤为突出。

在汉民入闽早期，他们要面对恶劣环境以及土著人的对抗，从而形成了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初步宗族意识。宋代之后，出于家族利益的争夺以及生存空间的压缩，福建地区各家族的宗族、乡土观念达到了高潮。

宗族、乡土观念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在家庭、宗族、同乡关系方面倡导仁爱、孝悌礼仪、以和为贵，以及个人服从乡族利益的思想，其实质是一种宗族思想教化。宗族、乡土观念在一个家族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有着正面的意义，但是它的负面作用也不少，尤其是产生了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明清时期，各宗族、各地区产生分裂和对立，矛盾和斗争时有发生，甚至造成破坏性极大的械斗，其中以闽南泉州、漳州一带最为严重。

清代程春荣《桐轩案牍·马巷厅任内案牍》载：同安马巷一带“民皆聚众而居，习尚嚣凌，以强欺弱，以众暴寡，睚眦之仇，动辄列械相斗……辗转反复，数世不休，性命伤残，死而无悔。厅属弹丸之地，查历代斗案，共有三十余起，每起百十名至数十名不等，经年累岁，愈积愈多。”

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械斗事件，绝大部分是来自宗族之间，常见于“大姓欺小姓，强房凌弱房”之类。在那个势力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宗族势力越大越能掌握话语权，小姓家族为了生存，只能联合其他小姓家族一起组团对抗，从而形成械斗。

《雍正硃批谕旨 》载：“大姓最多，类皆千万丁为族，聚集而居，欺凌左右前后小姓，动辄鸣锣列械胁之以威。而为小姓者受逼不堪，亦或纠约数姓合而为一。”

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产生了让明清时期的福建家族产生了很强的排他性，一旦族人与外族发生冲突，整个家族便会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陈盛韶在《问俗录》卷三《仙游县》中就说道：“一人成仇，举族为之拦路，酿成朋殴巨案。”为此，各家族的族田制度中还设定了“公义田”，所得收入用来应对宗族对外族的械斗或诉讼费用。

福建地区的宗族械斗还有一个特点：认族不认亲。赵翼《簷曝杂记》卷四《闽俗好勇》载：“当其（械）斗时，虽翁婿、甥舅不相顾也。事毕，则亲串仍往来如故。谓斗者公事，往来者私情，两不相悖云。”可见在当时，宗族利益远高于其他利益，宗族为公事，亲情为私事。

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宗族械斗起因，小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到争夺水利田地的控制权，给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滞作用，这其中有三个比较普遍的典型事例。

因某些小事的意气之忿而引起的械斗，这是最多见的。比如泉州惠安北部柯、庄二姓械斗多年，只是因为柯姓有一个族人夫妻吵架，庄姓妻子赌气回娘家，娘家仗着家族势力大过柯姓家族，发动族人前往柯家兴师问罪。庄家只是虚张声势，为的是为女儿出一口气，未曾想柯家不甘示弱，弄假成真，从而积斗多年。再如陈、吴两姓械斗，仅仅是因为陈姓家族有个小孩放牛时，牛吃了吴姓菜园中的蔬菜，吴姓菜园主人责骂并打了陈姓小孩一个耳光，从而引起了两家械斗，而这次械斗竟延续百年之久。

清朝时期，福建地区的械斗事件还源于迎神赛会的冲突。每每迎神赛会，各宗族在路上相遇，都不愿避让于彼此，从而引起冲突。《福建省例》三四《杂例》记载道：“八闽地方，每见诞妄之徒，或逢神诞，或遇节令，必呼朋引类，旗鼓喧闹，或抬驾闯神，或迎神土鬼……且若与他迎神相遇，则又彼此争徒。稍有不让，群起互殴，反置神驾于道旁，每致滋生事端，身蹈刑法。”

为了争夺地方上的权益，常见的是“以大欺小”的欺压、夺取，以家族力量抢占土地、山场、滩涂等。

在那个残酷的社会环境中，对抗双方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往往会各自寻找自己的同盟，比如通过同姓通谱或异族联姓的方式组成一个联盟。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载：“龙溪、漳浦、云霄一带，大姓则立红旗，小姓则植白旗……订日互斗，大姓则合族相帮，小姓则合帮相助。”

很多械斗事件从宗族之间扩大到乡村之间的联合械斗，比如兴化一带曾经著名的乌白旗大械斗，延续百余年之久。

据施鸿保《闽杂记》卷七《乌白旗》载：“二村（洋寨村、溪里村）械斗，常分执黑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

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宗族、乡村械斗对社会、人民生产及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破坏，其影响是严重和长期的。由于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让双方在械斗中结下的冤仇辗转报复，数世不休。

谢金銮《泉漳治法论》载：“闽之械斗……细虞构衅，祸连孙子，殃及乡闾，逾百年不能解。”

追根溯源，福建地区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其根源是明清时期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以几口之家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小家庭，他们在天灾、疾病、生死、债务等方面的承受能力有限，与此同时又要面对外界的种种争斗。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血缘、地缘进行认同整合的宗族、乡村也就随之应运而生。宗族之间的械斗，正是源于当时社会的背景、生存的需要、以及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

写在最后

福建地区的宗族乡土观念虽然在旧时对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是它的初衷是美好的，而许多好的观念仍然延续至今。比如福建华侨的乡土之情，福建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等。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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