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上的引路灯 中国西行第一僧：朱士行

西行第一僧朱士行(资料图)

边城空寂，在萧索的夕阳下愈发的苍凉。

一位老者站在城楼上遥望着，远方是一片连绵起伏的沙丘，无数道沙石涌起的皱褶，一直延伸到远方金色的地平线。黄沙飞舞着，似乎勾起他无限的回忆。

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有一位高僧从印度来到洛阳，他就是研究律学的“昙柯迦罗”法师。昙河迦罗发现中土的僧人虽然剃度但并不具备僧人的威仪，虽然学习佛法但无修持之方法。虽出家但言行举止与白衣无异，甚至有品行不端之举。昙河迦罗见此情景，感到佛教戒律的推广已经刻不容缓，于是他废寝忘食的翻译出《僧祗戒心》这部戒本，并于同年在洛阳白马寺举行了传戒大典。昙河迦罗礼请在洛阳传法的其他高僧制定了羯磨法即受戒的仪式开始授戒。

洛阳白马寺(资料图)

在众多等待受戒的僧侣中，有一位年长者表现的尤为积极，他一个登上了“戒坛”，这位僧人长跪在三师前并禀告：“和尚慈悲，弟子朱士行今至诚乞戒，请赐弟子清净戒品唯愿慈悲，曲垂教诲。更冀道器完具，戒体圆融，成佛利生，用报恩德，不胜沾感之至。谨启。”教授和尚随即宣讲了“欲求圣道，先须出家”的道理，再讲解了受持戒律的意义。最后问道：“汝耳听我语，果能至诚领受，如法奉行否?”“依教奉行。”朱士行毅然答道。

按照传戒的规则，在佛教盛行而人口较稠密的“中国”地区，因其僧众极多，须有三师七证才能传戒，至于人口较少或佛教不兴盛的“边国”地区则仅须有三师二证等五师即可，此称为“中十边五”。所以，昙河迦罗邀请了十位来自西域的比丘作为此次传戒的戒和尚、羯磨师、教授师及七位尊证师。于是，在十位来自西域的高僧的见证下，朱士行如理如法受完“具足戒”，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一位真正的“比丘”。此刻，他的内心异常激动，他感到法喜充满，他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中土第一位受戒的僧人。他想起前朝有一位叫“严佛调”的前辈，顶着世间的非议，勇敢的剃发易服，为后来的出家人做了表率，增添了信心。如果戒律能够早些传到中土，这位前辈才是中土第一位比丘。

朱士行受戒以后，便发愿穷尽余生来弘扬佛法。洛阳，这座佛法盛兴的圣城，是许多西域的高僧大德来中土弘法的第一站，这对朱士行来说是最利于修行和学习的地方。朱士行在白天为僧俗大众讲解经典，晚上研究现有的典籍。当时在中土能看到的经典非常少，比较流行的就是《道行般若经》，朱士行在研究《道行般若》的过程中，逐渐对大乘佛教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由于翻译这部经典的“支娄迦谶”法师，奉行的是随顺佛说，不加修饰，尽量保留原本的特色，很多译文基本是音译过来，导致很多名词晦涩不通。又因为这部经是“竺佛朔”法师口述而来，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多删减和遗漏，导致前后不连贯。朱士行在为大众讲解本经的时候时常感到意犹未尽，力不从心。没有体会到精妙之处，甚感缺憾。

朱士行在洛阳呆了十年，期间他也遍访西域高僧，想弥补有些经典在流通过程中的错漏之处。然而，由于大多数经典没有原本，众说纷纭，各执所见，他们的解答只会加深他的疑惑。朱士行萌发了亲自西行寻经的志愿。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洛阳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大魏的皇帝曹髦无法再忍受权臣司马昭的摆布，带领仅有的护卫和奴仆冲出宫殿讨伐司马昭，刚冲出宫殿，即被司马昭的手下刺死。死后即被褫夺皇帝封号，司马昭改立曹奂为帝。

就在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大地掀起腥风血雨之际，朱士行毅然踏上了西行求经之路，将世间的纷乱抛在身后，此时他已是花甲之年。朱士行从雍州(陕西凤翔)启程，一路向西来到凉州境内，凉州处东西交通要冲，汉通西域之后，河西一带成为“华戎所交”的重要领域。在这里，朱士行看到了更多的西域僧人，其外都是匈奴、氐、鲜卑、羌等胡人。朱士行在凉州稍稍休整几日，采购了一些干粮，将水囊装满了水又重新上路。一路上他谦虚的向西域僧人请教着方向，学习了西域的常用语言，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打听有关《大品般若经》梵本的线索。

西行之旅(资料图)

离开凉州以后，朱士行穿过张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阳关，在这里，朱士行做了最后的补给。他知道，出了阳关便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戈壁，一路上必是九死一生。但是，他决心要走的路，就决不再回头。

一出阳关，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望无垠的黄沙，偶尔能见到一些沙柳或胡杨零星地点缀在远处。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旅程，白天的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袭人，一到晚上原野荒寂，寒气彻骨。好在这条路上时常有商旅驼队行走，一路上尚有踪迹可寻，不至在沙漠里迷失。朱士行一路上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终于到达沙漠的彼端—鄯善。

鄯善国的僧人之多让朱士行惊讶，可见此地佛法之兴盛。但朱士行稍作了解后发现鄯善国主要推崇小乘佛教，且当地的僧人并不遵守戒律，过着与俗人一样的生活。朱士行略为失望，稍作休整便朝着下一站出发。

很快，朱士行就到达于阗，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必经之地，于阗成了西域佛教的中心和东传中土的中转站，无数取经僧人，从于阗获取佛经善本，这使于阗获得“小西天”的美誉。于阗虽然佛教兴盛，但是仍然以小乘佛教占主导地位，对大乘教派极力排斥。但于阗是印度佛教东传必经之地，所以集中了大量的大乘经典。

朱士行见这里寺院林立，又有经典流通，决定留下来，一边参访佛教圣地，一边学习新的佛教经典。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在寻找《大品般若经》的原本。时光荏苒，朱士行在于阗国讲法已久，在当地声名鹊起，渐渐的有人归投于他的座下。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费尽千辛万苦，朱士行终于找到了《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他拿到经典后立刻着手抄写，《大品般若经》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朱士行逐字逐句地认真抄写，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错漏。凭着无倦的愿力，这本经典很快抄录完成。

《大品般若经》(资料图)

《大品般若经》抄录完成以后，朱士行立刻安排自己的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没想到当地小乘教派的僧人得知朱士行要送回洛阳的经典是大乘佛法时，百般阻挠，朱士行的弟子几次想带着经书出城都被他们阻挡回来。他们一方面认为小乘佛法的经典才是正宗，而把大乘佛法当成婆罗门教的外道典籍，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大乘佛法会在中土流行开来，会动摇小乘佛法的地位。他们对国王说：“汉地来的僧人要把婆罗门教的外道典籍送回中土，干扰正统佛教。蛊惑那里的佛教徒。您是这里的国主，如果您不禁止的话，真正的佛教教义大法将在中土断绝，中土的佛教徒将会如聋如盲，走向歧路。如果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大王您的过错了。”于阗国王是虔诚的佛教徒，听了此话，感到很惶恐，唯恐自己筑下大错，立即下令禁止《大品般若经》出境。

朱士行得知后，心里不免有些难过和失落，他想起当初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来求取这部《大品般若经》，可是现在这部经就在手上却无法送到自己的家乡。想到此，朱士行按捺不住了，他立刻进宫面见国王，向国王提出烧经为证。如果《大品般若经》是真经，则火不能烧毁。如果此经没有烧毁，那么请国王准许我将此经送到中土。

国王看到朱士行如此恳切，他想经书投入火中岂有不燃烧的道理，如果这样能让朱士行死心，这场纷争就到此为止了。于是国王下令在殿前燃起柴火，小乘教派的僧人们满怀期待，他们想着，这样的伪经烧掉更好。而朱士行站在台阶上，将经书恭敬的举过头顶，仰望天空，并大声说道：“请诸佛菩萨护佑，如果此经是佛陀真实不虚的教诲，如果大乘佛法能够在中土盛行，那么火焰必定不能焚毁此经。”就在大众的见证下，朱士行将经书投入火中，火光中的经书熠熠生辉，令大众惊讶的事发生了，火焰接触到经书瞬间就熄灭了，而经书完好无损。国王及众人见此情景，被佛法的不可思议所震撼。确信此经乃真经无疑，再也不想阻拦朱士行了。

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朱士行的弟子弗如檀等人踏上护送《大品般若经》回洛阳的路途，此时距朱士行初到于阗已经过去了20年。朱士行登上城楼目送弟子而去，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再承受长途跋涉了，他想到中土的人和事，想到自己受戒时的所发的誓愿。他觉得自己可以向佛陀告假了。就在这一年，朱士行圆寂了。弟子们按照佛教的惯例实行“荼毗”仪式，然而，朱士行火化之后，身体却完好无损。有弟子祈求道：“师父啊，请您慈悲示现，如果您已圆满成就，就请您在火中涅槃吧!”说完，朱士行的身体瞬间碎裂，变成细微的骨灰和舍利。众人见此，无不叹服。他们将朱士行的骨灰和舍利建塔供养起来。

晋永平元年(公元291年)，《大品般若经》在陈留仓恒水南寺，由于阗僧人无罗叉和印度居士竺叔兰共同译出，并正式更定为《放光般若经》。此经一经译出，受到了佛教界热烈的欢迎，并迅速传播开来。中山国派国内最有名望的法师到水南寺用丝绢抄录经文，经文送回后，中山王带领当地的僧俗大众举着宝幢华盖出城四十里迎接。《放光般若经》一时风行京华，闻名天下，对当时的般若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两晋时研究般若学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