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周太玄：佛教是智信且非常科学

周太玄是老一辈生物学家，曾勤工俭学去法国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同学，学成回国在四川大学任教。他是怎样成为一位虔诚的皈依弟子，说来话长。

一、生拉活扯去听经

同事中有一名王治平的哲学教授。他自选教材讲述《庄子》，讲到精妙处，非常得意，向人海夸。听者不以为然。向王指出：“庄子算什么？最伟大、最精妙是佛学，你亲自去‘少城公园’（成都市今天的人民公园）听听能海法师讲佛学就知道了！”那时，能海上师等人在少城公园买有房产，办佛学社、佛经流通处，作弘扬佛法的场所。

王治平去了，一听果然殊妙。（后来成为佛学家、佛教艺术家）他感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样的殊胜妙法，不能独自享用，于是动员同事们都去听。王与周太玄善，多次动员，周都婉言相拒。周太玄对他人说：“我是科学家、教授，川大是四川最高学府，怎么可以去跟婆婆妈妈一道听善书、讲迷信！”便软拖硬磨予以拒绝。

王治平见他还没去听，就生拉活扯，要他一道去听。（“生拉活扯”王治平语）周太玄终于屈从，同王治平一道去了。旧中国落后，即使是川大这样的名牌大学，这样的深资教授，出门亦没有车可乘，只有坐“黄包车”（人力车）。王治平一到就迫不及待挤往前排入座。而周太玄则佯称上厕所，在后面对车夫说：“你不能走，我就在车上坐一下就回去。”实则周太玄拗不过王治平这位热心的同事，抱定了敷衍朋友走一程的态度。

坐在黄包车上的周太玄，在千人百众肃穆气氛中，清楚地听到能海上师的宏亮法音！“奇了，啊！佛法怎么讲这些？这些是生物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呀！”周太玄非常震惊！他让车夫安心去玩，自己要去前面好好地听。

原来上师正讲《生起次第》中的十二因缘——人生怎么入胎，第一个月像什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是个什么状态……。周太玄边听边拍大腿——“透彻，透彻！”他津津有味地把这堂经听完，告诉王治平教授：“我以为佛教是迷信，看来，我错了。佛法不是迷信，非常科学！”从此周太玄有闲就去听，教学最忙亦要挤时间去听。

二、直接带他到方丈去

近慈寺的家风非常严。比方，女众上午九点方可结群（三人以上）入寺；下午五点必须离寺。即使是刘文辉（四川军政首长）的三姨太，自恃捐献特大，耍横不走，经上师亲自教训后也主动离寺。若比丘单独与一个女人谈话，处罚后迁单。不管你是哪一堂口多年的老修行都不例外。外来客，无论社会名流、达官、显贵欲见上师，必须先在客堂登记，方丈衣钵师安排、客堂约定，才能由客堂带领会见上师。

这天傍晚，上师亲自来到客堂吩咐说：明日有一位宽皮大脸，带一副墨镜的人，他若到客堂就直接带到方丈来。果然，第二天就有这样一个人来了！他是谁？他就是周太玄！此次他来非同小可，是来皈依上师三宝的。记忆中直接带去方丈室授皈依的就只有周太玄一人！这事在近慈寺作为奇谈而传开。

当时没有电话、手机，近慈寺连电灯也不让安装，何况安电话。事后，我问周太玄，你皈依的念头是何时产生的？他说星期六傍晚，因为想到明天是星期天，应安排得有意义些，所以就想到皈依。这证明，上师在遥远的十公里外，得到周的皈依信息而通知客堂的。此为上师“他心通”的偶然显现耶？

三、虔诚恭谨的周太玄

47年末，周太玄发心为近慈寺大雄宝殿捐献一对“尊胜幢”。用白绸作成，红方格内作书。在客堂汉白玉方桌上书写。由我濡墨、牵绸。写前再沐手、礼佛、静心，这才书写。写时，一言不发，非常恭敬。他每天上午八点由黄包车拉到寺内，五时离去，一共写了七、八天，那是利用寒假空余时作的贡献。

他停笔后，同我一道，洗笔洗砚，收拾白绸，一点没有大教授的架子。看得出来，堂堂大教授，对一介小沙弥亦十分恭谨。与我说话也要先合掌、后说话。我俩在路上相逢，他合掌恭敬站在路旁，让我先走后才离去。

他建议川大，凡新生必须集体去近慈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他说，上师三宝是我们做人的目标，学习他们利益众生、牺牲自我的精神。受持五戒，不杀生，更不会杀人；不偷盗，品格自然高尚；不邪淫，为人就有正气，人人做到，整个社会就民乐国安；不说妄语，威信自立，人人都是君子；不饮酒，则不乱性情。就能保证上面四个原则不受损害。读书就是学本领，学好本领是为了报效国家社会；接受三皈、五戒就是学道德，先学怎样做人。没有好的品性，再有天大的本领说不定对社会的危害就更大。他常说，皈依上师三宝是接受佛陀的教育，是智慧的启蒙；受五戒是做人的起码标准。（对学生常作如是说）

每年四川大学的新生，开课前都要去近慈寺上“人生哲学”第一课——洗涤身心，集体举行三皈五戒。

这些皈依弟子，解放后都参加了工作。有的对近慈寺很关心。如像今天川大的历史系教授周浩然，为寺院写字不要钱，他的书法可贵呢！后来他去我家玩，告诉我，他是川大的学生，在近慈寺皈依三宝受了五戒的。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四、捐完积蓄、助寺减租

解放后，虽然他入了党，对上师三宝的信念一直没有消退。常说：“佛教不是唯心，我是不信仰唯心的。”近慈寺自种80余亩田地，租了二十来亩给农民。解放后，实行减租退压。

由于近慈寺严格执行不持银钱的戒律，哪有金钱财宝作赔退？民兵、工作队每天逼寺僧交出“金娃娃”。班首执事被打得头破血流。还命他们作牛作马，爬在地上，要沙弥去骑在他们身上鞭打。没有一个沙弥愿作，全一溜烟跑了。又分堂口，关押追押，受诸苦刑，年幼的沙弥亦不能幸免。

加行堂圣谛中座师（今住昭觉寺，约90余岁）去川大见周太玄。周太玄埋怨圣谛师：“我早就跟你说过，勿使近慈僧人受苦，我还有些积蓄嘛！”周太玄一面抹泪，一面打开保险柜，拿出全部金条，请圣谛师速速带回退压。以免僧人再受苦！

那时，处于“清匪、反霸、减租、退压”的“四大运动”中，城乡处处设关卡，过往行人，必须受检查，以防人为地转移财产。

圣谛师，一身补钉，破布袋里装了金条也装了酥油糌巴、糊锅粑等干粮食物。守关者打开口袋，一股酥油气就把民兵们熏倒，所有关口，一路绿灯，就像有“隐身术”一般，岂非偶然。事后方知，近慈寺退压之事，触动许多居士、喇嘛、活佛的心，他们纷纷解囊，拿出黄金，解救了近慈寺僧侣的苦厄。

入党多年后的周太玄，关心近慈寺。他抓住我的手说：“佛教非迷信，而是智信。”几年后，他就带着这个正念走完了幻化的人生。